各国产业政策复苏并蓬勃发展。在落实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的中期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行动，旨在提高国内生产能力，尤其是在能源、信息技术和制药等战略领域，例如：美国的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》（Inflation Reduction Act）和《CHIPS法案》（CHIPS Act）。在过去十年中，产业政策的数量增加了一倍。产业政策虽然由发达经济体引领，但近几十年，产业政策在一些主要发展中大国也得以成功实施。

气候危机的当下，工业转型更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参与。如果没有强有力的、全面的政策扶持，能源、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型的规模和速度，都将受到严重制约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目前约有170个国家制定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部署目标，其中大多数国家利用税收优惠、公共投资或公开招标等产业政策工具，和监管干预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。

但是，相较于发达经济体大规模的补贴计划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财政能力，也没有政策空间。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全球贫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，我们面临着新兴绿色技术成为富人专属的风险。

气候恶化并非是驱动产业政策复苏的唯一因素，这也是对之前一系列危机的回应，甚至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。最近的新冠疫情，也暴露出医疗供应链的脆弱性。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，进一步导致减少外部依赖，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。

多种驱动因素的组合既带来机遇，也带来风险。一方面，新一代可持续产业政策不仅有可能加快能源转型，而且有可能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，走上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发展道路。另一方面，地缘战略竞争和激进的保护主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支离破碎，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得更糟，对于贫穷和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，这种下行风险巨大。

在《2023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：为可持续转型筹资》中，我们呼吁在三个领域采取行动，确保发展中国家也能利用当前时机，努力实现可持续的工业转型——从古至今，工业化一直是促进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引擎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尽快克服财政鸿沟，这种鸿沟限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9（产业、创新和基础设施）和其他目标而进行的工业转型，因为财政激励、公共投资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成本都是昂贵的。据估计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企业和家庭的税收优惠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%以上。在后疫情时期全球利率上升的背景下，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财政空间，更不用说以合理的资金成本进入金融市场，或在没有额外资源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投资。

高主权借贷成本也会转化为私人投资（例如可再生能源）的高资本成本。据估计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资本成本比美国和欧洲高出七倍，因此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，该计划呼吁大幅增加投融资优惠和债务减免行动，并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改革。

第二，为可持续工业转型提供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。这需要有针对性地支持企业，也需要提高公共部门的能力，提高对公共部门的能力建设，能够为工业转型创造有利的环境。建立广泛的变革联盟，有助于实现公正和可持续转型。

第三，我们必须确保公平的“游戏规则”，从而支持国际贸易、投资和技术的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目标。产业政策可能产生跨境影响，这些“游戏规则”有利于平衡各国的合法利益，避免负面的外溢效应。

目前，我们还难以实现这种平衡。尽管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充满挑战，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建立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和投资制度，为所有国家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同时保留各国追求各自可持续工业转型的政策空间。

我们已经找到了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解决方案。因此，我们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强对可持续工业转型的承诺，并为此提供必要的经济手段。

作者：李军华（中国），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；格尔德·穆勒（德国）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